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在十九大報告中被賦予了承擔新歷史使命的先鋒隊、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突擊隊、“做強做大做優”的踐行者和以世界一流企業為目標的領跑者的角色。面對艱巨的時代使命，如何更好地讓國企發揮企業的最大效益無疑成為國企改革根本性問題。而這其中，對企業改革發展這篇“華文”具有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作用的公司治理更是重中之重。
——編者語
《國資報告》刊發求是咨詢《國有企業對標創建世界一流管理研究》報告之《推動國企更好創建世界一流企業的建議》
求是咨詢結合長期對我國國有企業的咨詢服務，將就國有企業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幾大誤區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作一淺析。
在不少國企領導的認知思維里，習總書記針對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的批評，意味著黨委會在公司治理層面應該全面擴權。部分國有企業，由于黨委會、董事會、經理層成員高度重合、治理權責不清，確實出現了黨委會逐漸代替董事會、經理辦公會進行重大經營決策和日常管理決策的現象，似乎黨委會前置變成了黨委會決策，黨委會的加強領導變成了黨委會的擴權奪權。這不但導致了治理層級的混亂，董事會、經理層無法發揮各自應有的效力，也導致了黨委會工作的重心偏移，進而無法聚焦于其對本職工作的開展。
導致黨委會似在奪權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邏輯不清，治理職責定位不明。只有通過厘清股東會、黨委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治理主體權責邊界，明確各自職責所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
黨委會前置的含義是保證監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在公司的貫徹執行，是對要上董事會的重大決策事項進行合規判斷并提出意見建議，而不是直接進行決策，更不是直接代替董事會、經理層決策。董事會是公司范圍重大事項（如戰略、資本并購及重大采購等）的核心決策機構。黨委會要體現的是黨的領導作用，無意于剝奪董事會、經理層的經營與管理權，而在于從黨的角度把方向、管大局、抓落實，發揮政治引領作用。
在不少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中，董事會的決策功能常常因為過于民主議而不決而嚴重受損。本質上，民主決策的重心不是民主對決策的形式限制，而是民主對決策的模糊才是形式對本質的褫奪。2個小時的會議議程被拉長到半天甚至一天，一周內本應做出的決策被拖延至數個月后，而這對工期短、項目小的工程施工類國企，也就意味著一個設備采購的事項不得不先斬后奏，不然就意味著工程項目的延期。這不只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管理效力和運營效率，也使得國有企業難以應對高速變化的市場形勢，而靈活調整發展策略。
首先，議而不決現象，根本上與公司治理主體職責劃分（授權放權清單）是否清晰有關。企業應明確是否有太多的管理層決策事項被上移（管理層與治理層權限不清），是否又有太多的治理主體參與同一個會。其次，議而不決也與議事規則的不完備和執行不徹底有關，其中議事規則應科學合理，而董事長作為董事會的主要負責人應履行保證會議流暢高效、有序開展的職責。再者，議而不決也可能與治理主體人員知識結構與職業背景高度同質化有關，這使得參會人員難以對議題決而定之，針對此類問題，就需要引入外部董事，以豐富董事會成員知識、結構、經驗的多元化。最后，如果一個企業長期議而不決，監事會也有權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賦予的職權，依法作為。
部分國有企業“公司-局（院/所）”的雙重架構,使得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現實十分凸顯。但這一特殊性，在這些單位，呈現出了“事業壓倒企業、局（院/所）壓倒公司”的局面。這一現象既體現在了局（院/所）領導在兼任公司領導職務的同時任公司治理機構負責人（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不完全形態），也體現在了事業管理體制對企業管理體制造成較強的干擾。這顯然撼動了企業作為市場化經營主體，也是“公司-局”（院/所）雙重架構中的主體地位，導致企業經營導向被事業導向所侵擾，雙重決策體系面臨內部的混亂不清和潛在的張冠李戴。
事業壓倒企業，本質上是事業與企業地位劃分不清所致。國有企業應堅持以市場化經營主體作為最核心的本體，也就是說國有企業首先是企業，而不是首先是廳局（院/所）等行政機關。在實現方法上，雙重管理體制運作中，可以由局（院所）對企業進行業務委托管理的授權，由公司統一對其業務進行管理，避免局（院/所）的不當介入。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事業歸局（院/所），企業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