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咨詢董事長安林博士在《首都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研討會》的講話（摘要）
很高興受邀參加這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研討會”。最近，我剛認真學習了一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感到非常激動、非常興奮。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決定關于國資國企改革的提法，與我這幾年來在全國各地國資系統、各級黨校、高校和國有企業里講座、授課以及在各種國資、財經媒體上撰文呼吁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主張國有企業要推行“國有資本”管理，要向“市場化”改革；國資委“不能直接管企業”，要做“干凈出資人”、要設立“若干家國有資本運營公司”。
這些內容，不同側重地與于2009年以“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幾個重點問題研究”一文，發表在國務院國資委編著出版的《探索與研究：國有資產監督和國有企業改革研究報告（2009）》（以國資委課題組名義，執筆人求是咨詢安林）；于2010年以“國有資產管理與國有資本管理”一文發表于《光明日報》理論版（首都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陳慶、求是咨詢安林執筆）；于2011年發表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安林專著《建設中國特色董事會：新時期國資管理和公司治理必讀》一書；于2012年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問題與變革”主題報告形式，發表在《改革內參》（高層報告）（作為國家戰略與改革研究組課題，作者求是咨詢安林）一致。特別是后者，被送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醞釀十八大改革提供決策參考。所以，在此，我愿就我及求是咨詢更多的研究成果，通過“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國資委去向與國企改革走向”這一發言主題，向大家作進一步分享。
要研討國有企業改革，我一貫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既包括國有企業內部的改革，又包括國有企業外部的改革，是企業內部管理體制與管理企業的體制結合起來的改革。因此，既要從國有企業自身經營管理變革入手，也要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完善突破。可以說，國有企業改革與國資體制變革是“一幣兩面”。
而且，就我本人十年來主要從事國資系統和國有企業的管理咨詢與研究體會看，國有企業要深化改革，出路已不僅僅在于企業自身，而更在于管理企業的體制——國資體制。它如今已經成為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障礙。這種國資體制，我把它分為兩部分，一是國資委及其定位，二是國有企業和國資委所處的國資環境。這兩部分如何變，就決定了今后國資委的去向和國有企業改革的走向。
一、先看國資委的去向：
我的觀點是國資委必須“鳳凰涅盤”：要么升華，要么消亡。05年、06年、07年、08年曾一直在做國務院國資委及其多家央企的咨詢與研究課題。其中一個是由研究局、法規局牽頭，十幾個局參加，求是咨詢及我本人主持的委重大課題，即《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幾個重點問題研究》。這份歷時1年多的研究報告，研究了5重點大問題：國有資產管理與國有資本管理研究，管資產管人管事權利與權力研究，企業領導人管理機制研究，出資人機構組織再造研究，未來國資管理體制研究。主要結論是，一是國資管理觀念理念亟待變革。如注重國有資本而非國有資產管理，不直接管理企業；注重董事監事而非企業負責人管理，不直接任免經理層；注重權利而非權力管理、按公司章程而非行政手段管理。二是未來國資體制變革探索。這里面又分兩方面，一方面，現時期，國資委機構本身面臨組織再造——重新定位及職能轉變；另一方面，將來時，國資委可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過渡模式下，有若干個企業國有資本投資控股集團公司，專門從事國有資本的經營運作。此時，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脫去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面介入，而主要行使“監督”職能。
.jpg)
未來模式下，國資委或消亡或發展成為全國性的企業國資監管人——中國企監會，行使“權力”，對全國各類企業國有資本——無論是“中企投”系統的企業國有資本，還是“省企投”體系的企業國有資本，也無論是原國資委系統的企業國有資本，還是其他出資人（如煙草、文化、郵政、鐵路等系統）企業國有資本——進行監管。同時，政府之于企業的市場行為，也為中國企監會所監督。
當然，也可能成為中國企業國有資本投資控股公司——中企投。其類似于“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由國務院出資設立，董事可由來自原國資委、財政部、中央組織部等部門的人士擔當。
最后對十八提出建議，國資監管基本原則應從“統一所有，分級代表，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逐步調整為“統一所有、分級代表、股東作為、資本管理”。
第一，“股東作為，資本管理”完全能夠涵蓋“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 和“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意思。
第二，“股東作為，資本管理”明確顯示國資管理體制中，國資管理主體是“股東”，客體是“資本”，管理行為方式是“象股東角色那樣‘作為’——行使權利（而非權力）”。
國有企業今后望哪兒走，當然是往市場化方向。但這需要健康的國資環境。
國務院國資委自2003年成立以來，應該說在市場化建設上做出了較大的努力，如極力推行董事會試點和規范建設。但如何讓“市場”在“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選聘和管理上”發揮“決定性”作用，克服和改變現實中的國資委、董事會不能依法擁有經理聘任解聘權，以及政企關系“黨企化，黨管干部“操作化”等關鍵問題，我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看不出來， 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這一表述，讓人深感隱憂。同時，對“權利”與“權力”等均沒有涉及。因此，我對于來自國有企業董事會、獨資股東之外的行政權力、政治權力，如何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下發揮作用，還極為關注。
總之，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資國企注重資本管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等決定，還是令人欣慰和值得期待的。我們相信，經過黨和政府的持續改革和不解努力，我國的國資體制將會更加完善、國有企業改革也將更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