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林 北京求是聯合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管理學博士

 

 

    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因前一天由世行聯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而遭遇一名獨立學者的現場抗議。直接原因是此報告向中國提出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明確建議?？棺h事件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尤其是在極其敏感的“兩會”前夕的時點上，和極其令人不解的報告發布者上（世行和國務院研究機構）。于是，兩會期間，“國進民退”的怨聲不斷，“國企私化”的呼聲響起。“國有企業”儼然成為一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筆者根據多年對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追蹤咨詢與研究，堅持認為：“私有化”不應是中國國企改革當務之急的“首選項”。道理很簡單：一些事關國有經濟如何管理、如何體現、以及怎樣發展的諸如體制機制性的、觀念認識性的重大問題，還仍然沒被國家和社會很好地解決。它們才是現時期最值得重點關注的選項。歸納起來至少有四點。

    一、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亟待完善。雖然黨的十六大確立了“統一所有，分級代表，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務院及全國縣級以上政府成立的國資委，但這一體制并沒有涵蓋國家所有領域的國有資產。盡管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要求：繼續“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但時至今日，改革并未破題。如今，金融國資、文化國資、鐵路國資、煙草國資、郵政國資等領域的國有企業，都面臨著資產監管體制完善的問題。

    二、國有私有民有認知亟待厘清。對于“國進民退”問題，現在社會上，上至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下至一般學者、新聞媒介，并沒有多上真正分得清何為“國有”、何為“民有”。但嚴格來說，“國有”是指 “公有”，與“非公”或“私有”對應，卻非與“民有”對應。換言之，“國有”并不與“民有”對立。“民有”應該是一種“社會所有”。國有企業，通過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整體上市，為國內外股民所持有，旨在實現“民有”；私營企業，同樣也在通過股改或上市，實現“民有”?？梢姡瑹o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隨著它們的成長壯大和發展，都必然會呈現出“國進民進”或“私進民進”的社會態勢。

    三、國企法人治理機制亟待健全。筆者一直認為：“市場化”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必由之路。而要實現“市場化”，國有企業首先就必須要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機制，這也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國務院國資委自2004年以來一直在為此而努力、試點與探索。可以預見，公司治理充分發揮作用之時，定是國有企業市場化、商業化運作之日。

    四、國企功能地位作用亟待正視。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據此，作為國有經濟主要成分的國有企業，國家不僅有做強做優的責任，更有做強做優的使命。失去“國有企業”這一核心、關鍵而又重要的抓手，國家不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不說，最擔憂的恐怕是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我國社會主義性質將難以復保。

    總之，當下事關國有企業改革甚或國有經濟發展的選項，既多且重，既有刻不容緩的，也有富有挑戰的。這些選題的解決，都是釋放和解放國有企業活力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國有企業根本沒到非要一“私”了之的地步。當然，國有企業決不能簡單地被一“私（撕）”了之！筆者以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出路，如其說在于“私有化”，不如說在于“市場化”。市場化，既體現了國資體制完善的方向，又體現了國進民進的發展方向；既體現了現代企業訴求的方向，同樣更體現了國有經濟興盛的方向。